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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乙:我对长篇小说怀有敬畏之心

时间:2018-01-07 19:24:07  来源:  作者: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近几年,小说家阿乙已成为活跃在华语文坛的青年作家,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其中篇作品《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一直以中短篇见长的阿乙,近日推出了首部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

书名来源自阿乙读过的萨瓦托的一本访谈录。萨瓦托提到要写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早上九点叫醒我》。但在萨瓦托的作品里,阿乙并没有发现这部小说,便就用这句话———早上九点叫醒我———做书名。小说里,主人公宏阳喝醉后,向自己的妻子叮嘱,让她做一个人体闹钟,到了早上叫醒他。次日晨,等到要叫醒他的时候,他的妻子发现他已经死了:他把自己喝“死”了。
小说由此开始,通过对一场仓促、敷衍的葬礼的讲述,回溯了宏阳———一名曾被简单认为只是亡命之徒的文盲———如何利用自身的暴力优势和必要的诈术,成长为镇上“闻人”的经历。小说通过他,对逐渐消失的乡村及其人物进行了画卷式的描写。
阿乙说:“写这部小说,其实我是想把我的乡村经验复述一遍,最后一次把它写完。我想写两个主题。一是,我印象中的乡村没了;再一个,乡村里有性格的人没了。那我就想写这么一个庆典般、节日般的人物。他活着的时候一言九鼎,但树倒猢狲散之后,权威一下子崩解了,自己的棺材说开就开了。”
近日,阿乙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据他透露,《早上九点叫醒我》中文版面市时,意大利文版也已出版。
访谈
南都:如果让你“一言以蔽之”,你觉得《早上九点叫醒我》写的是什么?
阿乙:它写的是一个佩德罗·巴拉莫式的故事,讲一个乡村恶霸从懦弱到强悍,再到狡猾的转变过程,最终在城镇化的前夜,喝醉酒喝死了,他基本上是和乡村一起消失了。再多说一句,我认为,以前的乡村小说反映的是前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民,比如有愚昧、忠义、孝的成分,而我写的农民,他们缺乏信仰,比较市侩,一切以利益为考量。
南都:这部小说花了多长时间?听说你“修改逾十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遍修改,主要改了哪些地方?
阿乙:我个人有点完美主义倾向,可能是一种强迫症。追求完美。余华先生写长篇时提过正面强攻的说法,也就是不躲避,不绕过。我基本是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都这么执行。写不通的一定要写通才继续写。我最开始采用的是美国南方比较古典的写法,用长句子,甚至不怎么使用标点。用两年时间写成,后来觉得对当代读者是一种背离,就改写为有标点的短句子。最后,有一次忽然觉得自己惯用的比喻技法实不可取,有滥用之嫌,后来修改去除三分之二的比喻句。
南都:小说里的飞眼的独白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担心影响小说全局的节奏?
阿乙:写的时候也只想把它写短一点,吻合整个全文的节奏,只当这一件事来叙述,主要讲这个宏阳背叛了飞眼,但是在写的过程中突然激情澎湃,就想多写一点,自己也一直在担心可能会写得太长,会不会影响到全局的节奏。但是后来有一天去公园散步,发现很多树都有树瘤,也许树瘤也是树的一部分,不应该为此感到太大的担忧。
南都:从《寡人》《春天在哪里》《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到《早上九点叫醒我》,你觉得你的写作、你对世界的关注点经历了哪些转变?
阿乙:以前的写作比较注重个人的思考、个人的生存体验,现在可能更关注写作的艺术性,把小说当成艺术品来塑造。《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就是我对孤独和存在主义的观察。这个和我的生活状态有关系,过去是独身,现在结婚了。独身的时候有一些尖锐的思考,结了婚以后人比较平稳了,可能就不会去想那些问题,转而去探索写作的一种艺术性的追求。现在写作的方向要涣散一些。
南都:对于一些作家来说,不少长篇小说一开始都是中短篇,只不过写着写着,越写越长才变成了长篇。这是你的第一部长篇,也是这种情况吗?
阿乙:你说得很对。我听到方慧讲这个故事后,我就想把它写成一个短篇。写着写着就发现,短篇的这个体裁容纳不下这么大一个故事,我就想把它写成中篇,结果发现到了葬礼上有很多人都想说话,各个角色都很踊跃,都很涌动,它的含量中篇也容纳不下。到最后就是这样,索性就把它写成长篇,因为此前我写的最长的小说只有六万字。我这次是写到了二十万字,它是一个难以想像的长征。我自己认为吃了很大的苦。
南都:长篇小说难写,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如何掌握材料。比如说,写到第300、500页的时候还应该知道其第一页写过什么,因此,不少长篇小说会有自相矛盾的问题,你在创作《早上九点叫醒我》的时候会有类似的困扰吗?
阿乙:我写作的难易顺序一直是从少到多的,过去十年,我从几百字写起,写好几百字再写到几千字。几千字到五千字,再到一万再到五万,直到《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作为单行本发行了,算是一个小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是第一个超过十万字的长篇,印刷字数是二十万,整整耗去两年时间。
现在应该是一个新的十年,要慢,这个道路可能要十年,所以我不能确保自己以后会再写一个长篇。我觉得花两三年时间,写个长篇太难受了,就好像花两三年开一部长途汽车一样,日以继夜。有一个书评人说过,写长篇就像在夜晚开长途汽车,还经常在路边抛锚,那种感觉真不好。
南都:你会觉得长篇比短篇更难驾驭吗?
阿乙:我对长篇怀有一颗敬畏的心。主要是我觉得字数越多就代表写作越困难。我写长篇也是按照短篇的方式去写,以这个方式的话,布局方面一开始就比较麻烦。我看过一些人是直接就写长篇的,他们也写得特别好,这可能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有的人他长篇写得非常好,反而在短篇无所适从。我因为写短篇写得太多了,所以写长篇的时候,会有一种紧张感。
南都:关于长篇小说,德国汉学家顾彬还有一个影响颇深的说法:长篇小说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你对此如何看待?
阿乙:对顾彬的一些说法,我认为不用太过纠结,因为他的话常常被断章取义,有可能他发言所需的材料,也是被断章取义的东西。但我相信顾彬是做出了长时间的观察才说出长篇时代可能已经式微了。就我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事实好像并非如此。目前还是一个短篇集不会卖过一个长篇的时代,这是市场上的反应。另外从写作来说,一个人在中国纯文学这一块耕耘,写长篇就是比较有仪式感的一件大事。
另外就从网络文学来说吧,网络文学是超长篇,一百万字只能算短篇,几百万字也就是中篇吧,六七百万字才算长篇,这个东西在市场上有检验的,这就说明大部分读者并不像一些专家或者是教授所担心的那样,会陷入碎片化阅读。恰恰是他们会追求一种超长篇,甚至是没有文字锤炼的那种超长篇。
“用西方文学的钥匙开启中国的写作现实之门”
南都:在你的一些作品中,经常能看到西方现代小说里某些写法的影响痕迹。
阿乙:这和我个人的阅读有关。最开始读了很多短篇,基本上著名的短篇我都非常熟悉,像博尔赫斯、像海明威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像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等等,它们出现在各个选本里,都读了十来遍。后来呢,我认真读卡夫卡、加缪、昆德拉,再然后,会逐渐深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
最近几年会升到更高的层次,像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尤利西斯》等一系列欧洲的大块头,很惭愧的是,像梅尔维尔的《白鲸》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读。所以我的阅读是从山脚到雪山山顶的一次珠峰登顶的过程,它跟我十年来的写作过程是平行的,一直往上,从易到难。
我阅读的对象基本上是西方的,它们对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基本上我受中国作品的影响非常少,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用西方文学的钥匙来开启中国的写作现实之门,是以一种外来的方式来写中国的故事。所以我的小说,容易被翻译到国外去,因为它们在技法上、设置立场上很容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
我认为我的小说就是拼故事、拼思想、拼技法,所以,从写作一开始我就把自己置于整个世界的竞争场里,我并不是在动用一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方式去抢得一个摊位,一开始我就用他们的方式来写。
南都:你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阿乙:我现在生活特别懒。因为前一个十年好像基本任务都完成了,然后整个人就松垮下来了。这个松垮是因为我身体在前十年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直生病,所以我遵照医嘱也多静养,多休息。这种松垮经常让我感到焦虑。我焦虑成性。所以我在养病期间偷偷写了很多东西,我都觉得自己好不听话。
我觉得人生好像好多事情都被我完成了,有一点惶恐。我记得《活着》里面,富贵最后说的话是,蛋就变成了小鸡,小鸡变成大鸡,大鸡就变成鸭,鸭变成鹅,鹅就变成牛,然后生活就变得特别美好。我希望我的生活也是这样的,从五百字写到一千字,一千字写到一万字,然后三万五万,一个十几万字的大厦就给建起来了,生活会变得比较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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