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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优秀小说创作扫描 表现时代生活面对现实发声

时间:2017-08-19 13:33:26  来源:  作者:

五年以来,文学之花在中国当代文艺的大花园中,开得姹紫嫣红。自2012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桂冠以来,中国文学便捷报频传。2015年,科幻文学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荣获“雨果奖”;2016年,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
近几年来诸多重量级国际奖项上,中国作家身影日益频繁地亮相,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奖项的光环背后,中国文学整体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五年来,中国文学在制度建设、作家队伍、艺术探索等方面取得了哪些硕果?8月14日,在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主办的“砥砺的五年——中国小说创作研讨会”上,众多学界专家、创作者对五年来的创作现状进行了深度剖析。
关键词一: 创作题材风格的丰富多样
“就长篇小说的数量来说,2012年以前每年在3000部左右,2012年开始就达4000多部,现在每年稳定在5000部以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以长篇小说为例,对五年以来的创作状况做了一个“量化分析”。
白烨指出,这几年文学创作的题材可谓前所未有的丰富。以现实题材为主,包含了乡土变迁、都市生活、小人物日常生存、反腐大戏、现代人的情感状态、知识分子的命运等内容。此外,创作手法上也体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
“余华《第七天》的‘鬼魂叙事’,蒋韵《行走的年代》的浪漫主义,老奎《赤驴》中的反乌托邦风格,都体现出手法、风格上的多样性。”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孟繁华同时表示,在创新之外,不少作家敢于面对当下时代精神难题,保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姿态,尤其难能可贵。
这一丰富的创作生态,被《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形容为“折叠”。“这5年来的创作风格,也许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复杂,很难再对号入座。”按照题材的不同,王干将其分为乡土、反腐、沧桑、青春四大板块,而各大板块之间,不仅呈现犬牙交错的现状,也体现出对社会性和个人性的强烈关怀。
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学更多转向对内心和个人性的书写,对人的社会性存在相对忽视。“但事实上,中国文化对人的社会属性是非常强调的,反腐小说近年来的火热就是一例。”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以周梅森、周大新等作家的创作为例,指出了新的文学如何从“接地气”“扬正气”走向“聚人气”。
近5年来社会变迁中对普通人影响最为深刻的,大概就是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认为,城市文学和新乡土叙事会成为这一时代最具现实意义的题材。
“从60后到70后,大部分作家从乡村进入城市,而80后、90后及其以后的作家可能大多出生在城市,或从海外归国。客观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写作的重要意向。”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琼说,社会关系的变化催生了路内的《慈悲》、北村的《安慰书》、陈彦的《装台》等关注城镇现实的作品。而相应的,面对传统乡村遭遇的时代变革,付秀莹的《陌上》则给我们提供了有别于传统乡土叙事的表达。
关键词二: 创作群体的代际叠加
“很少能看到这样一个时代,从30后作家,一直到40后、50后、60后,直到新时代的生力军70后、80后,还有现在活跃的90后作家,总共七代人在文学领域里同台竞技。”白烨的这句话,点出了这个丰盛的文学时代不同于以往的一面。
在2015年评出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中,凭《这边风景》拔得头筹的王蒙就是30后,金宇澄、李佩甫是50后,最“年轻”的格非和苏童则是60后。第六届(2010—2013)鲁迅文学奖中获奖的徐则臣、张楚、滕肖澜等,都是标准的70后。
尤其以70后为代表的文坛生力军的崛起,也许是过去五年最重要的一股文学脉动。“现在的70后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像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等,已经脱去了刚出道时的生涩和轻飘,可以说是很成熟了。”白烨补充道。
在贾平凹、方方、格非、严歌苓等50后、60后作家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的同时,70后、80后作家等新生力量的逐渐长成,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文学的发展。有代表性的是,曾经和主流文坛距离甚远的80后作家群,如今也涌现出张悦然的《茧》、笛安的《龙城三部曲》等备受评论界认可的作品。
“80后文学的中国抒情把中国故事融入这一代人的代际情绪之中,在成长之后,越来越靠近某种历史传统。”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芳坤尤为肯定80后愈加成熟的文学实践。
文学创作队伍的代代相继,无疑是文学界的利好消息。但无论对于新作家还是老作家,打破原先的身份认同,实现自我突围,都是决定境界高下的重要环节。
《当代》杂志社社长、主编孔令燕不无打趣地说,曾经被认为是青年作家的70后作家群体,如今都快50岁了,80后也奔40岁而去,所以这一代际划分的标签是让人生疑的。事实上,所有作家本身都在成长变化的过程中,无论是青春写作、个人经验,还是宏大叙事、社会关怀,都在融合与流变之中。
“一方面,青年作家在突破年龄和阅历的局限,扩大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另一方面,老一辈作家也试图跳出原有的眼界格局,不满足于旧有的视角,关注新的艺术领域。”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说。
关键词三: 向现实与传统回归
“回归传统,回归大地,是这几年来国内文学创作的显著特征。”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宝亮说,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向西方学习,比如先锋文学,更多是基于一种观念,但如今的写作更多基于现实生活。所谓中国故事、中国经验正是如此。“这一点我认为是最大的成就。”
“经过多年的外部洗礼之后,文学创作逐渐回归传统经典,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作家内心都有创作史诗的梦想。”孔令燕举出了不少编辑工作中的例子,她以贾平凹为例,认为贾平凹是一位典型的承接中国精神的作家,在他的《极花》《带灯》中不仅有乡土,还包括传统审美的文风。
此外,格非、金宇澄、任晓雯等作家都呈现出向传统回归的趋向。从《春尽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格非的小说愈加注重文字的打磨,“画面感、色彩感和动感”俱佳。金宇澄的《繁花》则传递出一种鲜活流动的细节感,如水银泻地,自然流淌,用雷达的话说,就是“无结构的结构,无意义的意义”。
在这方面,李清源《苏让的救赎》、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等也有相当的代表性。2012年后,作家对文学传统的回归,国家对传统文学的重视,带动了大众审美趣味逐渐回归传统。业内人普遍感觉,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文学期刊的创作,出现了稳中有升的迹象,甚至还带动了文学市场的火热。
但与此同时,郭宝亮也指出,如果没有经历过先锋精神的磨砺,当下对传统的回归很难体现出独特的魅力。“回归现实主义,不代表要抛弃过去,因为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会和当下发生关联。通过先锋文学的磨砺再回归本土,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今天的成就。”
尽管此前有评论家质疑传统写作和先锋探索殊难兼容,但无论是格非的创作实践,还是最近赵本夫的小说《天漏邑》,事实上都是将先锋叙事的技巧和传统的叙事方式进行了融合,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归根到底,无论是偏先锋探索还是偏传统叙事,唯有落脚点在“现实”上的作品,才能真正拥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表现时代生活,深入人民群众,面对现实发声,无疑是这一时代的最强音。“作家最重要的能力,还是把握现实的能力,这是对一个作家的最根本的考验。”雷达的话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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