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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 | 红桃Q(短篇小说)

阅读次数: 次  来源:  发布时间:2018-05-26 11:55:11

 有些人就是改不了小偷小摸的毛病,在我们香椿树街上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你稍不留神家里的腌鱼、香烟甚至扫帚就会失踪,所以那天当我发现我的扑克牌少了一张红桃Q时,我立即想到有人偷去了我的红桃Q。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护我的扑克牌,那是我在一九六九年唯一的玩具,我常常用它和我哥哥玩一种名叫大洛克的游戏。玩扑克牌是不能缺少任何一张牌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每一张牌后面都写了我的名字,我以为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来偷我的扑克了,可是我错了。我去向我哥哥打听红桃Q的下落,他说,丢一张牌算什么?我们学校李胖的儿子都丢了,一个人丢了都没人找,谁替你找一张破牌?我从他的表情里察觉出某种蹊跷之处,几天前他向我借一毛钱,我没理睬他,我怀疑他故意偷走了红桃Q作为对我的报复,我这么想着就把手伸到他的枕头里、床褥下还有抽屉中搜查起来,你知道我哥哥不是什么好惹的人,他突然大叫起来,你他妈的把我当牛鬼蛇神呀?你他妈的敢抄我的家?说着他就朝我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脚。

后来我们兄弟俩就扭打起来了,后来当然是我挂了眼泪灯笼,我哥哥一看局面不堪收拾了,纵身一跃就跳到了窗外的大街上,隔着窗子他对我说,你真他妈的没骨气,丢一张破扑克牌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张红桃Q吗,哪天我给你弄一张红桃Q不就完了?

我哥哥是个吹牛皮大王,即使他说那番话是认真的,我也不相信他能弄来那张红桃Q。那是一九六九年,我们这个城市处于一种奇怪的革命之中,人们拒绝了一切娱乐,街上清寂无人,店铺的大门半开半闭,即使你走遍整座城市也看不见一张扑克牌的影子。你想象九六九年一个雨雪霏霏的冬日,一个孩子在布市街(当时叫红旗街)一带走走停停,沿途趴在每一个柜台上朝货架上张望。营业员说,这位小同志你要什么?孩子说,扑克牌。营业员便都皱起了眉头,语气也不耐烦了,哪有什么扑克牌?没有!

我这么精心描述我当时寻觅扑克牌的情景,只是为了让你相信,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跟随我父亲到上海去就是为了买一盒新扑克牌,从我们那座城市坐火车去上海大约需要两个钟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但我不记得当时是什么心情了,况且两个钟头的旅程过于短暂,只记得我父亲一直与邻座谈论着橡胶、钢铁什么的,谈着谈着火车就停下来了,上海到了。

一九六九年的上海是灰蒙蒙的死城,我这么说其实多半是一种文学演绎,因为除了那些土黄色的有钟楼的大圆顶房子,还有临近旅社的一长溜摆放豆制品的木架,我对当时上海的街景几乎没有什么记忆。我跟随出公差的父亲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眼光只是关注着路边每一家店铺的玻璃柜台。你应该相信,即使是在一九六九年,上海的店铺也比我们那儿的店铺更像店铺,不管是肥皂、草纸还是糖果糕点都整洁有序地摆放在柜台货架上,有几次我一眼就看见类似扑克牌的小纸盒,但每次跑过去一看,那却是一盒伤湿止痛膏或者是一盒香烟,上海也没有扑克牌?上海也没有扑克牌,这让我失望透顶,我想香椿树街上的那些妇女常常叽叽呱呱地谈论上海的商品,她们把上海说成一个应有尽有的城市,现在看来全是骗人的鬼话。

我说过我父亲公务在身,他没有时间陪我在店铺里寻觅扑克牌,他要赶在别人下班前办完他的事情。在一幢灰白色的挂着许多标语条幅的水泥大楼前,父亲松开了我的手,他把我推到传达室的窗前,对里面的一个中年女人说,我上你们革委会办点事,你替我看一下我儿子。我看见那女人漠然地扫视着我们,鼻孔里哼了一声,出公差还带着孩子?什么作风!

我父亲无心辩解,他拎着一只黑色公文包匆匆地往楼上跑去,剩下我一个人站在上海的这座陌主的水泥大楼里,站在一个陌生女人冷冰冰的视线里。我看见传达室的炉子上有一壶水噗噗地吐着热气,那些热气在小屋里轻轻地漫溢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和几面红旗便显得有些湿润而模糊。那个女人的双手一直在桌下做着某种机械动作,偶尔地她抬起头朝我膘上一眼。我突然很想知道她在干什么,于是我撑住窗沿腾起身子,朝桌子下面的那双手看了一眼,我看见一只苍白的手抓着一只圆形绣花架,另一只苍白的手捏着绣花针和丝线,我还看见了那块白绢上的一朵红花,是一朵绣了一半的硕大的红花。

你干什么?女人发现了我的动作,她几乎是惊恐地把手里的东西扔在桌下,她伸出一只手来抓我的胳膊,但我躲闪开了,我发现那个女人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凶光,她从桌上捡起一支粉笔朝我扔过来,嘴里恶声恶气地说,哪来的小特务小内奸?鬼头鬼脑的,给我滚开!

我逃到了街道的另一侧。我觉得那个女人莫名其妙,她把两只手藏在办公桌下绣花莫名其妙,她对我喷发的怒火更是莫名其妙。我其实不在乎她把手藏在桌下干什么,不就是绣一朵花吗,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呢?我想假如知道她是在绣花,我才懒得望她一眼,问题是她不知道我的心思,其实当我撑住窗沿看她的手时,我最希望看见的是扑克牌或者只是一张红桃Q。

我第一次去上海充满了失落感,我父亲拉着我的手在上海的街道上怒气冲冲地走,他说,扑克牌,扑克牌,你知不知道那是封资修的东西,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我可以确定当年随父亲投宿的旅社临近外滩或者黄浦江,因为那天夜里我听见了海关大钟、小火轮以及货船汽笛的声音,我还记得旅社的房间里有三张床,每张床上都悬着夏天才用得上的圆罩形蚊帐。除了我和父亲,房间里还住着一个操北方口音的男人,那个男人长了一脸硬如猪鬃的络腮胡子。

起先我一个人睡一张床,灯开着,窗外的上海在一种类似呜咽的市声中渐渐沉入黑暗,我看不见窗外的事物,我只是透过蚊帐看着房间的墙。墙是米黄色的,墙上有一张爱国卫生月的宣传画,我觉得宣传画上那个手持苍蝇拍的男孩很像我们街上的猫头(猫头也许与失窃的那张红桃Q有关,他是我的重点怀疑对象),我想了一会儿猫头与红桃Q的事。突然就看见了墙上的那摊血迹,真的是很突然地看见了那摊血迹,它像一张地图印在墙上,贴着床上的蚊帐,离我的枕边仅仅一掌之距。

墙上有血!我朝另一张床上的父亲大叫起来。

哪来的血?我父亲从床上欠起身子,朝我这里草草地望了一眼,他说,是蚊子血,夏天谁打蚊子时留在墙上的。

不是坟子的血。我有点惊恐地研究着墙上那摊血迹,蚊子的血没有这么多!

别去管它了,闭上眼睛好好睡,马上要拉灯了。父亲说。

我看见那个络腮胡男人钻出蚊帐,他三步两步地跳过来,掀起我床上的蚊帐,是这摊血吧?他看了我一眼,掉头用一种明亮的目光盯着墙上的那摊血迹看,然后我看见那个男人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动作,他把食指放进嘴里含了一会儿,突然伸到墙上的血迹中心狠狠地刮了一下,又把食指放回到嘴里,我看见他微微皱了皱眉头,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是人血。他三步两步地跳回自己的床,在蚊帐里嘿地笑了一声,是人血,我一看就知道是人血。

刹那间恐惧使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扑向父亲的那张床,什么也没说,一头钻进了父亲的被窝。

是从谁头顶上溅出来的血,我一看就知道了。络腮胡男人说,你要用锥子戳谁的头,血溅到墙上就是那样子,用皮带头抡也差不多,我一看就知道了,这儿肯定押过人。

那不可能,这是旅社,父亲说。

旅社怎么就不能押人?络腮胡男人在蚊帐里再次发出了轻蔑的笑声,他说,你好像什么都没见过,我们单位的澡堂都押过人,那血可不是在墙上,是在天花板上,天花板上呀,你知道人血怎么能溅到天花板上?你没亲眼见过,让你猜也猜不出来。

别说了,我带着孩子。我父亲堵住那男人的话茬说,我带着孩子,孩子胆小。

那男人后来就不再说了。灯熄灭了,旅社的房间也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包括墙上的那摊血迹也被黑暗湮没了。除了一种模糊微白的反光,我看不见旅社墙面上的任何东西。我听见对面床上的男人打起了浊重的鼾声,后来我父亲也开始打鼾了。

孩子们胆小,那天夜里我一直抓着父亲的一条胳膊,我想象着旅社里曾经发生的这件事情,想象那个流血的人和手拿锥子或者皮带头的人,一时无法入眠,我记得我清晰地听见了上海午夜的钟声,我想那一定就是著名的海关大楼的钟声。

第二天上海没有阳光,天色始终像灰铁皮似的盖在高楼与电线杆的上端,我父亲捧着一张纸条,带着我在一家巨大的商场内穿梭,纸条上列着毛线、床单、皮鞋尺码之类的货品清单,那是邻居们委托父亲购买的。在那座明显留有殖民地气味的建筑物里,人比货品更为丰富芜杂。在皮鞋柜台那里,我差点与父亲失散,我走到文具柜台前,误以为柜台里的一盒回形针是扑克牌。当我沮丧地坐回到试鞋的长椅上,突然发现坐在旁边的不是我父亲,是一个穿着蓝呢子中山装的陌生人。

后来我张着嘴站在椅子上哇哇大哭,我父亲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扔下手里的东西就在我屈股上打了两下,他说,让你别乱跑,你偏要乱跑,告诉过你多少遍,这是上海,走丢了没地方找你,我说我没有乱跑,我去找扑克牌了。我父亲没再责备我,他拉着我的手默然地往外面走,上海也没有扑克牌,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或许小地方小县城还有扑克牌卖,等我去江西出差时给你看看吧。

大概为了抚慰我,父亲决定带我去黄浦江边看船。我们走到江边时空中已是雨雪霏霏,外滩一带行人寥落。我们沿着江边的铁栏杆走,我第一次看见了融入海洋的江水,江水是灰黄色的漾着油脂的,完全违背了我的想象。我还看见了许多江鸥,它们有着修长而轻捷的翅膀,啼叫声也比香椿树街檐前树上的麻雀响亮一百倍,当然最让我神思飞扬的是那些船舶,那些泊岸的和正在江中行驶的船舶,那些桅杆、舷窗、烟囱、锚以及在风中猎猎作响的彩旗,我认为它们与我在图画本上描绘的轮船如出一辙。

雨和雪后来一直飘飘洒洒地落在上海的街道上,直到我和父亲登上那列短途火车的车厢。我的上海之旅结束得如此仓促,再加上恶劣的天气使午后的时间提前进入黑暗,我印象中的回程火车是灰暗而寒冷的。

车厢里几乎是空荡荡的,每一张木制座椅都透出一股凉意。我们原来坐在车厢中部,但那儿的窗玻璃被打碎了,因此父亲领着我走到了车厢尾部,那儿临近厕所,隐约地会飘来一股尿味,但毕竟暖和多了。我记得父亲脱下他的蓝呢子中山装裹在我身上时我问过他,这火车没有人?就我们两个人?父亲说,今天天气不好,又是慢车,坐这车的人肯定就少了。

火车快要启动的时候突然来了四个人,他们挟着车窗外的寒气闯进那节车厢,四个男人,三个年轻的都穿着军用棉大衣,只有那个年长的戴口罩的人穿着与我父亲相仿的蓝呢子中山装,他们一进来我就知道外面的雪下大了,我看见那些人的帽子和肩头落满了大片的雪花。

我想说的就是那四个匆匆而来的旅客,主要是那个戴口罩的老人,让我奇怪的是他始终被另外三个人架着挤着,他们走过我们身边,选择了车厢中部我们原先坐过的座位,他们好像不怕那儿的冷风。我看见那个老人坐在两个同伴中间,他朝我们这里转过头来,但那个动作未能完成,那个花白脑袋好像被什么牵拉着,又转了回去。隔着座椅,我看见的是几个僵硬的背部,有一个人摘下头上的帽子拍了拍雪,仅此而已,我没有听见他们说过一句话。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父亲。

不知道。我父亲也一直冷眼旁观着,但他不允许我站起来朝那群人张望,他说,你给我坐着,不许走过去,也不许朝他们东张西望。

火车在一九六九年的风雪中驶过原野,窗外仍然是阴沉沉的暗如夜色,冬天闲置的农田里已经裹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衣。父亲让我看窗外的雪景,我就看着窗外,但我突然听见车厢中部响起了什么声音,是那四个人站了起来,三个穿棉大衣的人簇拥着戴口罩的老人穿过走道,朝我们这里走来。我很快发现他们是要去厕所,让我惊愕的还是戴口罩的老人,他仍然被架着推挤着,他的目光从同伴的肩上挤出来,盯着我和父亲,我清晰地看见他的眼泪,那个敲口罩的老人满眼是泪!

虽然我父亲用力把我往车窗那侧拉拽,我还是看到了三个人一齐挤进厕所的情景,其中包括戴口罩的老人。另外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外,他比我哥哥也大不了多少,但他向我投来的冷冷一瞥使我吓了一跳,我缩回了脑袋,轻声对我父亲说,他们进厕所了。

他们进厕所了,进去的是三个人,但那个戴口罩的老人没有出来,出来的是两个年轻人,我听见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站在车厢连接处耳语着什么,我忍不往悄悄歪过脑袋,看见的是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其中一个正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护住耳朵。

我看见的是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他们推开另一节车厢的门,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不知道戴口罩的老人怎么样了,我很想去厕所看一眼,但我父亲不准我动弹,他说,你给我坐着,不许走过去。我觉得父亲的神态和声音都显得很紧张。不知过了多久,列车员领着一群带着锣鼓铜钹的文艺宣传队员走进我们这节车厢,我父亲终于把一直抓着我的手松开,他舒了一口气说,你要上厕所?我带你去吧。

厕所的门虚掩着,推开门时一阵狂风让我打了个哆嚏,我一眼发现厕所的小窗敞开着,风与雪一起灌了进来,厕所里没有人,那个戴口罩的老人不见了。

那个老人不见了。我大叫起来,他怎么不见了?

谁不见了?父亲躲避着我的眼睛说,他们到另外一节车厢去了。

那个老人不见了,他在厕所里。我仍然大叫着,他怎么会不见了?

他到另外一节车厢去了,你不是要撒尿吗?我父亲望着窗外的风雪说,这儿多冷,你快点尿吧。

我想撒尿,但我突然看见厕所潮腻的地上有一张扑克牌,说出来你简直无法相信,那正是一张红桃Q,我一眼就看见那是红桃Q,是我丢失了而又找不回来的红桃Q,你完全可以想到我的举动,我弯腰捡起了那张扑克牌,准确地说是抢起了那张扑克牌,我抹去了扑克牌上的泥雪,向我父亲挥着它,红桃Q,正好是一张红桃Q!我记得我父亲当时急速变化的表情,错愕,迷惑,震惊,恐惧,最后是满脸恐惧,最后我父亲满脸恐惧地抢过那张红桃Q,一扬手扔到窗外,嘴里紊乱地叫喊着,快扔掉,别拿着它,血,牌上有血!

我敢打赌那张扑克牌上没有一滴血迹,但我父亲那么说似乎并非谵妄之言,一九六九年的上海之旅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神秘的句号。关于那个戴口罩的老人,关于那张红桃Q。整个童年时代我父亲始终拒绝与我谈论火车上的那件事情,因此我一直以为那个戴口罩的老人是个哑巴,直到前几年我已能与父亲随便地谈论所有陈年往事时,他才纠正了我记忆中错误的这一部分,你那时候还小,你看不出来,父亲说,他不是哑巴,肯定不是哑巴,你没注意他的口罩在动,他的舌头,他的舌头被,被他们,被……

我父亲没有说下去,他说不下去,他的眼睛里一下子沁满了泪,而我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其实我也不喜欢多谈这件事情,多年来我常常想起火车上那个老人的泪水,想起他的泪水我心里就非常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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